一、力保河西
    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辽东局势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。随着沈阳、辽阳两大重镇的相继沦陷，明朝东北边疆的防线几乎崩溃。在这危难时刻，王化贞的名字开始在朝野之间被频繁提及。他，这位曾在户部任职，后转任右参议的官员，因在广宁的出色表现而备受关注。
    广宁，这座位于辽西咽喉地带的城市，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。它背靠蜿蜒的山脉，面向三岔河，黄泥洼的浅水区更是战略要地。王化贞深知广宁的重要性，他在此招兵买马，迅速集结了一支由散兵和流民组成的万余人队伍。尽管这些士兵大多未经训练，但王化贞凭借着其鼓舞人心的领导力，成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，加之他积极联络西部的蒙古部落，形成了一个初步的防御体系，使得当地人心逐渐稳定。
    在辽阳失守的消息传来后，朝中一片恐慌，多数人认为河西地区将无法守住。但王化贞没有放弃，他带领着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，坚守在广宁，誓死保卫河西。他的勇气和决心，不仅稳定了军心，也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。一时间，王化贞的名声如日中天，成为了明朝在辽东最后的希望。
    朝廷也意识到了王化贞的重要性，提拔他为右佥都御史，授予他巡抚广宁的重任，并赋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。这意味着，王化贞不仅负责广宁的防务，还掌握了河西地区的全部军事指挥权。这一决定，反映了朝廷对王化贞能力的认可，以及对河西地区安全的极度重视。
    然而，王化贞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。他不仅要应对后金的威胁，还要处理与蒙古部落的关系，确保他们不会趁机南下，同时，他还必须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，维持广宁的防御。
    二、 经 抚 不 和
    天启年间，辽东局势动荡不安，熊廷弼复职后，东林党人推荐王化贞出任辽东巡抚，意图加强辽东的防御。然而，两人在战略上的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，成为后来辽东战局中的一个关键因素。
    王化贞主张沿河设立军营，部署多处防哨，试图构建一条全面的防御线。然而，熊廷弼对此策略持反对意见，认为河面狭窄，城堡小难以驻扎大量军队，分散兵力将削弱防御力，容易被敌人逐个击破。他认为应固守广宁，利用游击战术扰敌，避免固定防御点成为攻击目标。朝廷支持了熊廷弼的观点，王化贞的计划未能实施，导致双方关系紧张。
    熊廷弼还提出，应改善与辽人的关系，将“平辽”军号改为“平东”或“征东”，以缓和地方情绪。同时，他强调与朝鲜的联合，提议派遣使臣梁之垣前往朝鲜，寻求军事援助。梁之垣上任后，毛文龙在镇江取得的胜利一度振奋了士气，但后续的军事行动却未能跟上，各镇军队相互观望，未能形成有效的攻势。
    王化贞随后上书，提出了夜袭海州的计划，指出敌人兵力薄弱，且西部蒙古势力愿意协助。兵部尚书张鹤鸣与御史徐卿伯支持这一计划，兵部催促进兵。王化贞遂率军渡河，熊廷弼则被迫让出山海关，驻兵右屯，警告海州易攻难守，不宜轻举妄动。然而，王化贞的进攻最终无功而返，这次行动未能改变辽东的不利局面。
    三、战守之争
    明末辽东，熊廷弼与王化贞在战守策略上的深刻分歧，不仅反映了两人性格和军事理念的不同，也揭示了朝廷内部决策的复杂性与矛盾。王化贞缺乏军事素养，轻敌且自负，对熊廷弼的稳健防御策略嗤之以鼻，寄希望于蒙古援军与内应，企图不战而胜。熊廷弼则主张务实防御，警惕辽地人和蒙古人的不可靠，以及李永芳的背叛可能。
    王化贞的轻率行动，如镇江之捷后的盲目乐观，遭到熊廷弼严厉批评，认为这破坏了整体战略部署，引起朝中不满。而熊廷弼与兵部尚书张鹤鸣的矛盾，源于后者对王化贞的偏袒和支持，导致熊廷弼在人事任命、军饷分配上遭遇阻碍，加深了两人间的裂痕。
    随着局势的发展，熊廷弼主张重兵保护广宁，外控镇武、闾阳，以防后金渡河突袭。王化贞却一再轻敌，不顾熊廷弼的警告，贸然出击海州，徒增己方损失。熊廷弼请求朝廷约束王化贞，以免贻笑大方，但王化贞却请求自主行动权，甚至保证能以六万兵荡平后金，显示出极度的自信与冒险主义。
    在朝廷中，叶向高作为王化贞的恩师，对他的立场给予了支持，而熊廷弼则请求离职，以免影响士气。此时，内外皆知熊、王二人的不和将危及边疆安全，大臣们的奏章不断讨论此事，张鹤鸣更倾向王化贞，考虑罢免熊廷弼。
    四、广宁惨败
    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正月，后金大军逼近辽东，局势愈发紧张。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的矛盾虽暂被搁置，但两人合作的基础已然脆弱。正当辽东处于危急存亡之际，广宁之战的惨败成为压垮辽东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    西平之围，王化贞听信中军孙得功的计策，动员广宁所有兵力出击。熊廷弼亦响应，传令刘渠支援。然而，正月二十二日，双方在平阳桥遭遇，明军阵脚大乱，孙得功等将领临阵脱逃，导致镇武、闾阳的明军也相继溃败，刘渠、祁秉忠战死，祖大寿率部逃亡。西平守将孤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