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庆跟小满第一次见面是在1978年，那年元庆13岁，小满12岁。那一年的秋天，街上已经很少看到游行的队伍，标语也不再是直接刷在墙上了，而是写在花花绿绿的纸上，元庆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条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、治理整顿，拨乱反正。

    元庆在中铁子弟中学上初一。他是班里最调皮的孩子，经常被老师罚到黑板前站着听课。

    那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上课铃刚刚响完，班主任就推着一个跟熊猫一样圆的孩子进来了。

    班主任说，这位同学是从江苏转学过来的，叫向春满。后面又罗嗦了一大通，大意是希望同学们不要欺负他，他年龄小，又腼腆。

    元庆尖着嗓子喊：“我年龄大，不腼腆，交给我吧，让他跟我一起在黑板前听课！”

    班主任走过来，提溜着元庆的衣领，一把将他搡出了教室。

    那节课，元庆是在教室外听的。他不想跑的原因是，心里惦记着这位新来的同学。元庆的好奇心一向很重。

    下课了，元庆窜进教室，直奔被一群同学围着的小满：“哥们儿，你住哪里？”

    小满的普通话很蹩脚，声音却不小：“以前住徐州，现在住中铁大院……我爸爸是工程师，我妈死了，我还有个妹妹。”

    同学们“哗”的一声笑了。元庆拍了一下小满刺猬一样的脑袋：“没问你那么多，彪子（傻瓜）。你住几号院？”

    小满依旧不抬头，只是声音小了许多：“三号。昨天搬去的……我爸爸说，三号院住的都是工人阶级子弟，不会学坏。”

    元庆矜持地点了点头：“嗯，你爹是个明白人。咱俩住一个院儿，以后上学放学我喊上你。来，叫一声哥。”

    小满叫了一声哥，声音小得像蚊子。元庆两手叉腰，大喊：“我听不见——”

    小满扯起嗓子，一声唱戏般的“哥”字刚喊出来，班主任又进来了，拧着耳朵将他拽出了教室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，元庆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就多了一个伙伴。

    元庆显得不太合群，倒不是他不愿意跟大家一起走，是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不喜欢让自己的孩子跟元庆一起走。大人们说，元家老二是个造孽的祖宗，将来肯定会挨枪子儿。唯一一个愿意跟元庆一起走的孩子叫肖卫国，他妈跟元庆的妈是同一个车间的。因为肖卫国的下巴长得很长，还往外撅着，看上去像一把木匠用的扁铲，元庆就一直叫他扁铲。小满加入进来，走在路上的就是三个人了。

    熟悉起来以后，元庆知道，小满的爸爸以前是国民党军舰重庆号上的机械师。小满说，解放前夕，他爸爸带着他“前妈”跟着舰队去了台湾。后来重庆号出来执行任务，整个军舰就起义了。他爸爸原先在福建当老师，后来调去徐州的一个军工厂当技术员，因为他的老家是这里的，所以后来就调回来了，在中铁总厂当工程师。小满说，他爸爸是在福建娶的他妈，他妈没有文化，一年也跟他爸爸说不上几句话。

    元庆问，你妈是怎么死的？

    小满说，病死的。

    后来元庆知道，小满他妈是疯死的。

    大人们说，前几年老满被人举报，说他曾经阻挠过重庆号起义，还跳过海，说要回台湾见他老婆。于是，老满就成了“四类分子”，经常被红卫兵押着游街。有一次，老满被罚站在军工厂大门口，脖子上挂着一个很沉的大铁牌子。小满他妈去给他送饭，看着他吃，看着看着就疯了。扭着秧歌在老满的跟前唱福建小调，谁也听不明白她唱的是什么。军宣队怀疑她是在跟老满对暗号，连她也被挂上了牌子。

    元庆揭发小满撒谎的时候，小满哭得鼻孔下吹起好几个大鼻涕泡儿。

    小满说，他妈后来跑了，好几年也找不到她。有一年，老满对小满说，你妈死在福建和江西交界的地方了。

    元庆问，她是不是被人给打死的？

    小满瞪着眼睛看元庆，目光像两把锥子，元庆再也没提小满他妈的事儿。

    上初二的时候，换了班主任，元庆再也不用站在黑板前面听课了。他很满足，于是老毛病又犯了，经常在课堂上制造点儿容易引发大笑的声音，比如用手指搓桌面模仿放屁的声音。这样，他经常被老师喝令站着听讲。有一次，元庆又被罚站了。坐在后面的小满用圆规戳他的屁股，说，看看吧，又成冰棍了。元庆故意捂着屁股跳起来，大喊有人暗害他。小满正不知所措，被老师一教鞭抡了出去。

    从此，小满接替了元庆的“工作”，不是被轰出教室，就是站在黑板前听课。

    小满能够享受这种待遇，得益于他的学习成绩——全班倒数第一。

    小满有点儿人常说的“蔫坏”。比如他站在一个同学的左边，从后面用手打一下那个同学的右脸，然后装模作样东张西望。再比如他坐在座位上，有女同学经过，他偷偷伸脚绊人家一下，再装做吃惊的样子过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