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是契合着二十一世纪前三年制造业大发展，全行业对人才需求迎合着传统产业向自动、数控领域的升级，我所在的学校却被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尴尬身份，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问题困扰后，终于爆发了它的未来走向。
    学院因为属于企业办学，以前是主要从事职工培训，经过几十年运作和沉淀，具备了承担社会招生的条件，从二十年代末期，逐渐开始了学历教育，先是职工培训中争取到了培训毕业后可以发教委认可的大专学历，后来承办了自学考试、成人考试，接着又联合西工大，开始特色制造类专业专升本的前期上课承办教学，在一步步一年年教学进程中，逐渐创出自身特色名气和资质。到二零零零年后，逐渐在个别专业申请西北五省招收高职教育，取得国家认可的大专学历，通过联合其他四所军工技校和学校，争取到了西安航空职工大学国家挂牌，及纳入正规社会高考系列录取名录，总校设在我们学校，统一注册招生，其他几所分校在其名录下从事分校招生、教学、管理和分配，只有在毕业报送省教委颁发毕业证时候，才又总校统一汇总上报，其实大部分的环节彼此独立完成。经过七、八年高教招生过程，在招生、教学、考核还有毕业及分配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经验，两届毕业生的就业、社会反响及认可度高，甚至有盖过了教育系统的高职学校。
    正当大家沉浸在对日后的憧憬时候，一个潜在的危机正在悄悄降临。其实，这个怪胎以前似乎被忽视了，那就是无论如何发展乃至于以后的高职教育，都脱离不开国企承担社会办学的前提。在所谓“发展”的这几年里，社会逐渐在回收企业办社会的资源，就拿公司说先后三所厂办小学、一所厂办初中和高中，先后都会交给了市上，进入了政府办学序列，公司的职工医院交给社会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其实，从全社会各企业看，基本都是在走这个路子，即历史形成的服务类型三产业务逐渐脱离了公司，是大势所趋。学校这几年承担公司培训任务还是原来任务量，但相对发展快的高职教育规模却上升得很快，逐渐占到了整个学校教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，以前的“关起门”教育逐渐引起了社会包括企业的关注，且运营模式从开始就发展不能名正言顺，这里面教工工资和身份依然在企业内，除培训和公司有关系外，高职教育除每年可以优先供给一些技工进厂工作外，就这点还与公司技校有进厂抢夺阵地的嫌疑，与公司生产关联说大不大。另外，企业供给水电、物业维护和占地乃至学生的宿舍等，都还是走企业包办模式，想想看收的是社会费用，而索取的是企业负担的费用，这样的办学实际上对学校而言是没有任何风险的，对企业来说却是一种负担和累赘，正是由于低贡献公司和相对高规模发展速度的社会办学，对比愈来愈引起人的注意，在企业负担费用影响渐变大的条件下，学院终于把自己推向了终止的边缘。这点公司很快就意识到了它存在的价值，没有一个觉得拿着公司的钱，却花费大把时间，干着与公司生产似乎无关的事情。再说学校住宿、实习场地逐渐影响到公司发展，有些甚至出现了冲突，一个简单例子以前高职学生都是利用公司的职工单身住宿，后来公司随着旧单身院要改造，挤兑得学校不得不租借临近村子楼房做学生宿舍，这样安全因素逐渐突出，公司和学校逐渐意识到这种办学风险的存在，前任公司没有出台措施促使停止办学，但这种从来有的隐患，的确潜在着一定风险。
    二零零六年后，公司班子经大的调整，契合公司三产和主业的快速发展，集团整合提上了日常生活，且那个时候管理小学、中学、技校和工学院的教培中心业务也逐渐减少，最后只留下了几位工作人员。公司多种场合开始透露出了要缩编职工大学的想法，而且多年积淀下来公司改型和业务整合，序幕此刻也拉开了序幕。本界公司的高层是位风格雷厉风行的领导，他首先在公司里面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生产整顿，对应的从这年的下半学期规定，职工大学开始停办以后的招生，等剩下两年里把在校毕业送出去完后，工学院和原来技校也要进行整合的风声，也吹了起来，且还传言未来教育系统设想精兵减员，留下目前五分之一教工，只从事公司专职员工培训业务。
    这种整合和停办高职的决定，很快就在前期发酵了，首先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学期，教工队伍开始出现了松动，正所谓树“倒猕猴散”，一些门路和时机赶的好的老师，在私下已开始谋求调动工作。我所在的机电系，近几年来的新分配大学生，那学期下来已经有三位先后离开了学校，两位中青年教师也有了去市里另一所技校的意向。我也在二零零八年十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得知公司要筹建一个新单位正在需要人。在招聘程序的安排下，我很快确定了要调走的设想，办理的也很顺利，所有公司内部调动也很快完成。于是，我就彻底告别了公司教育系统进入公司生产单位，进入了那个新组建单位的筹备组工作，那年正好是二零零七年十月。
    我离开学校算是第二批走的（第一批是三个调走的大学生），走的那天，系还给我和另外一位辞职的老师摆了一桌欢送宴，大家热热闹闹的，话旧叙新，怅惘着之前的情谊